中国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发展成熟于两宋,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明清时期,开封作为中原地区的中心性城市,除了经济较为发达之外,也是地区的文化中心,首善之区,文化积淀深厚,顺治《祥符县志》中论述了当时开封城市文化兴盛的状况:“汴居天中,夙称人文渊薮,汉邹枚、司马诸君子珥笔平台,擒华梁苑,已登作者之堂肆,及唐宋而名公巨卿,无不翱翔其间,骚人墨客,且登高作赋,遇物能铭矣。”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变迁,开封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学校和书院,有的前后相继,有的则逐步没落,一方面对开封地区的社会发展提供了众多的人才支援,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原地区的文化教育的发展。

中国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发展成熟于两宋,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明清时期开封城市内部的教育文化职能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具有学习功能的教育活动,如开封府学、祥符县学、各种社学、义学等各类学校以及兼具学习教育和传播文化的书院等,一是具有选拔人才、为国家提供官吏的科举考试场所贡院。

明清开封城市的学校分布及变迁

根据职能的不同,明清时期开封学校主要分为:府学、县学、宗学、义学、社学以及各种专门的少数民族等教育场所。

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教育和文化研究的重要机构。它和官办儒学一样具有培养封建官吏的职能,同时也具有学术研究和传播文化的职能。中国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发展成熟于两宋,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中国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发展成熟于两宋,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明代前期,由于国家政策的限制,各地的书院教育活动均不活跃。明中期以后,各地逐渐恢复和建立了众多书院,开封地区也出现了一些书院,对开封地区的教育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少的贡献。

明清两代开封之主要书院:

大梁书院。大梁书院最早是由提学副使刘昌于明英宗天顺五年(1461年)于开封城南薰门内蔡河北建立,名丽泽书院。成化十五年(1479年),因为改建巡按治所,都御使李衍将其改建到丽景门外二里许繁台之东,宋代二程讲学处。此后,大梁书院也屡遭兴废。

嘉靖、万历时期,随着朝政的日益腐败,各地竞相建学校,创书院,士大夫广收门徒,宣传思想,议论朝政,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据统计,明代共有书院达1200所,而嘉靖、万历时期修复和兴建的书院就占到其中的60%。一方面是迅速涌现的各地书院,另一方面从明代中央政府而言,其统治者对私人讲学、议论朝政之风却十分反感,他们先后多次采取措施来限制甚至是打击书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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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秉国政,大力推行改革,因他本人也十分反对士人谈论朝政,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措施,即废掉天下书院。大梁书院也难逃厄运,被毁弃。但是根据万历《开封府志》记载,大梁书院被毁是在万历九年,和明代政府的禁令前后相差两年。万历十一年,朝廷允许各地恢复被废弃的书院,大梁书院得以恢复。

万历《开封府志》记载为万历十三年。前后相差又是两年。万历《开封府志》修于万历十三年,其时距大梁书院的废除和恢复仅二十余年,时间未算远,在记载中应无太大问题,然其被废和恢复的时间均有两年的差距,此中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考证。

经历万历时期的恢复和发展,大梁书院也受损不少,“岁月无多,祠貌倾圮”,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时任河南巡抚冯嘉会、巡按丘兆麟、分守道王瑊等人重修,督学陈腾凤为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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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末年,大梁书院也随着洪水的破坏而成废墟。

康熙时期,清政府严禁书院的谕旨在执行上并不十分严格,各地的书院教育才逐步恢复。康熙十二年,巡抚佟凤彩于开封城内西北隅重建大梁书院雍正时期,随着各地的书院教育的日益兴盛,朝廷转变了策略,从限制书院教育而转向了鼓励、支持的态度,与此同时,政府也加强了对书院的管理,将书院从私学变成官办,并给予政策和经济上的支持,进一步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

乾隆以后,大梁书院也屡有兴革和增益。乾隆二年(1737年),巡抚尹会一祀河南先贤45人于讲堂,又刊刻朱熹《白鹿洞书院规条》及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悬于课斋。道光初,大梁书院又得御书“正学渊源”匾,悬于讲堂。道光十六年(1836年),钱仪吉任主讲,授义理考据之学。

中国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发展成熟于两宋,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康熙《开封府志》中记载了位于府学中的游梁书院有一定的规模,而雍正《河南通志》却记载为“存其名而已”,二者的记载有很大的出入。乾隆续修《河南通志》中无游梁书院的记载。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中记载为:“游梁书院,在府学明伦堂后,祀孟子。本朝康熙二十八年建,三十三年赐书‘昌明仁义’额。”,其记载和康熙《开封府志》中记载相同,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有诸多问题。

光绪新修《祥符县志》中存有当时阎兴邦《改建书院碑记》,从中可将游梁书院与游梁祠义学的关系条晰清楚。阎兴邦言及游梁书院时言道:“皇清顺治乙未,始附于学宫,室宇湫隘,又不为立主守祠,盖名存而实亡也……岁戊辰,奉命抚绥两河,仰承圣天子崇儒重道至意,敬为卜地于贡院之东北,捐资庀材,鸠工重建”。

从该记载中可知,清初,游梁书院凡三迁,在康熙二十八年前,朱之瑶于府学明伦堂后所建之游梁书院仅存其名,提学副使蒋伊于提学署南建之书院,规制狭隘,而阎兴邦于府学北重建之书院最终确定了游梁书院之规模和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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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图书集成》中关于游梁书院规模的记载,“康熙二十八年,巡抚阎兴邦创建于贡院东,大门五楹,二门三楹,正殿五楹。祀亚圣孟子,以乐正子配享。东西庑各五楹,以公孙丑、万章、屋庐子、公都子、陈臻、充虞及汉太常赵岐、宋龙图阁学士孙奭、司空孔道辅、明刑部尚书钱唐从祀。每年二月、八月上丁日致祭,仪同文庙。设义学于其中。”

乾隆时期,游梁书院也多有修治。三年,巡抚尹会一于讲堂悬“王道为昭”匾额;四年,粮驿道黄叔璥捐修正殿五楹,东西庑各五楹及房舍门宇坊表墙垣,并增祀先儒,知县张淑载又拨给河滩地亩五顷以供公费。

除却以上两所书院明清相继之外,明代开封还存在着其他书院。根据顺治《祥符县志》记载,还有崇正书院,在提学道东,县治西南。东陂书院,在丽景门内县治东。两所书院均毁于明末河水。根据《如梦录》记载,开封城内还有宏文书院之名,其规模及布局也不可考。除此之外,未见其他史籍记载,估计亦是毁于崇祯十五年之水灾。

中国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发展成熟于两宋,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根据《开封风物大观》之记载,在清末开封还存在着信陵书院和瓣香书院,两所书院均建于光绪十三年(1887年),信陵书院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为开封中学堂,而瓣香书院存在时间极短。总体而言,此二书院由于建成时间较晚,存在时间不长,故在开封文化教育中影响不大,姑记之。

书院讲授的内容:

宋明时期,程朱理学成为国家的统治学术,且开封地区是二程洛学的主要传播地之一,程颢、程颐兄弟长期在开封居住,传播洛学,故而开封地区洛学渊源极为深厚。深厚的理学积淀使得开封地区的洛学极为兴盛,且传播广泛。

明清以来,开封的各个书院讲授内容基本上均是宋学,如二程书院即是为了纪念二程而设置的书院,在书院内有二程祠,专门祭祀二程夫子。清代后期,二程书院改名为明道书院,当时即有人言,“以兄统弟,学者读书其中,溯伊洛之渊源,勉圣贤之事业”,更加凸显了二程学术在开封地区之深入人心。

中国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发展成熟于两宋,明清时期达到顶峰

明清时期,开封书院讲授程朱理学,渊源有自,一方面能够反映出明清时期开封地区深厚的洛学底蕴和稳定的传承,道统不断,但于另一方面而言,明清开封文化之传承之封闭性,缺乏理论创新。清代以来,尤其是乾嘉时期,随着汉学的兴起,理学日渐式微,加上统治者态度的转变,乾隆时期,乾隆皇帝特别反感宋学的空疏,在科举上就向汉学倾斜,故而江浙地区的科举得到了更大的飞升。

文化上,本身就落后于江浙地区的中原,在此时显得差距更大。嘉道以后,经世致用之学也日渐兴起,紧随其后之西学传入,均对传统文化造成很大之冲击,而开封地区的文化教育也没有多少改变,在文化上并没有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精华,仍然固守程朱理学这一渐被遗弃之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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