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给他亲笔回信，莫言、阿城对他盛赞，他是台湾文学的传奇

1949年，在上海开往高雄的轮船上，一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安静地躲在角落里，周围拥挤吵闹。他从随身的背包里掏出一本小册子，棕红的封面上印着老派的中式陈设，少妇、幼童、褓姆围桌而坐，一派岁月静好，窗外却探进一个不成比例的女头，没有五官，如幽灵般阴森，封面的左上角写着“传奇”二字。

这个年轻人名叫朱西甯，23岁，是孙立人将军刚从南京招募的新兵。几个月前，他还在杭州艺术专科学校读书。对于那个时代的青年而言，投笔从戎并不算罕有的事，只是彼时万千学子的热血已涌向北方，他却逆潮而行，在一片离散的慌乱中孑然东渡。终其一生，朱西甯都未曾解释过自己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送他参军的六姐也没有透露过当初他是如何说服了自己和父母。在女儿朱天文看来，父亲的选择与家族的荣光有关：“父亲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一路北伐打上来，姐夫们几乎都有担任军职，徐州会战的时候，五姐夫是战死在前线的。”

作家朱西甯。本文供图/理想国

尽管决绝，离别还是会有许多不舍。入营前夜，朱西甯流着眼泪把种种牵挂留在日记里：“隔壁屋有年逾花甲的两老，窗外丛竹的天井对面，有一段不了情，更还有那个年龄贪恋的学问、学位，要割舍的太多，烟头烧掉半个木棉枕。”

斩断种种，唯独那本花掉了他半工半读1/3薪水买下的《传奇》不曾遗落，漂洋过海，辗转流离，陪伴了此后49年的异乡人生。

多年之后，朱西甯成为了中国台湾地区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心心念念的世纪之书《华太平家传》如今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

想象的乡愁

生于1926年的朱西甯，属丙寅虎。命理说“丙寅虎，活不过六十五”，朱家似乎原本也没有长寿的基因，其祖父和父亲终年都不高龄。就在六十岁左右的某一天，当一头原本茂密的银发突然掉光时，朱西甯恍惚觉得，也许大限当真不远了。

一位九十多岁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个方子。朱西甯也默默祷告，希望能再多十年阳寿。奇迹居然旋即降临，银发重新长了回来。老中医扼腕自己忘记多加一味何首乌，朱西甯却以为，这大抵是他卑微的乞求得到了主的应允。

作家唐诺还从来没有在朱西甯身上见过这种近乎神秘主义的状态。从师生到翁婿，多年相处之中他一直觉得，老人家是非常理性的人。“可能当你碰到在意的事就会有胡思乱想跑出来，所以连孔子也会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

朱西甯的确有一件在意的事，那便是手中的《华太平家传》尚未完成。对他而言，这不是一部单纯的长篇小说，而是回首毕生际遇和文学道路的一次归拢，更是交织了历史记忆、现实感慨、文化追求和国族理想的泣血省思与殷切瞩望。而一切的起点，都是从那艘轮船驶离上海的一刻开始的。

轮船靠岸时，朱西甯和同期入伍的袍泽都被拉去了凤山新兵营。白天里，他们顶着烈日海风操练，身上只有一件红短裤和一顶斗笠，一日两餐吃的是糙米饭，到了晚上，60个人挤在一间寝室里，五烛光的灯泡是唯一的光源。自少年起，朱西甯便喜爱文学，读了大量小说，20岁第一次尝试创作，写了一篇题为《洋化》的短篇。新兵营艰苦的日子里，单调与寂寞终日笼罩，他便又拿起笔来，“开始战栗如一个初临战场的新兵”重新写起小说。

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学遍地丛生。哈佛大学学者王德威将此视为台湾文学史应当引以为傲的现象：“一批年轻的作家应运而生，而且各显神通。在那样的时空里，他们化不可能为可能……朱西甯是这一现象的部分。”

仅仅三年之后，朱西甯便出版了短篇集《大火炬的爱》。这是一部典型的军中文学作品，充满了投身时代的热血。小说被孙立人偶然间读到，召他到台北面见，并准备好好栽培这个年轻人。然而三年以后，“孙立人案”发生，一代名将沦为囚徒，朱西甯原本前途可期的命运也就此改变了轨迹。

改变轨迹的不只人生，也包括书写的笔。1957年起，朱西甯开始有意告别军旅题材，转而去描绘一个个发生在故乡的民间传奇和乡土故事，以《铁浆》《狼》《白坟》《红灯笼》等一系列作品将那些齐鲁大地上的村野景观搬演为人性挣扎欲望消长的舞台，生命救赎或沉沦的试炼所。这是颇为熟悉的一股气息，以1920年代的鲁迅为开端，及至1940年代蔚为大观，乡土文学的种子飘到这个小岛上，生根抽芽，并因着离散阻隔，开出了乡愁之花。

左起： 《华太平家传》手稿第一章《许愿》；手稿第1066页，即未完成作品的最后一页（现存台湾文学馆）； 《华太平家传》。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刘大任把朱西甯看作是鲁迅与吴组缃在台湾的传人。可在女儿朱天心和女婿唐诺眼里，父亲并不喜欢鲁迅的刻薄和毫不容情，反而可能受老舍影响更多，他的小说里有鲁迅所没有的微弱的可能和希望，在强烈的表达背后始终存在一个温柔的底子。王德威也认为，朱西甯也许欠缺吴组缃、艾芜、沙汀等人的革命意识，但他在描绘农村各阶层的丑陋面时，实较前人更具包容自省的精神，因为他的关怀较少出于义愤，而主要源自他对人性暧昧无常的感喟——“朱写得最动人的角色，是一群对命运不服气而又莫可奈何者。”作家阿城的说法则更具概括性：“鲁迅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朱西甯是哀其不幸，为其争。”

作家朱西甯、刘慕沙夫妇。

事实上，朱西甯并没有在他描绘的那片土地上生活过，山东临朐只是一个深埋在朱家血脉里的基因记忆。迁徙始于祖父那一辈，因为长年在德国人家里做事，朱西甯的祖父为了传教，骑着毛驴走遍了鲁南一带的农村。当地教会视之为异端，于是将朱家赶出了山东。自此，朱家一路南下到了苏北宿迁，以经营牧场为生。因此，山东之于朱西甯只是一个“想象的乡愁”，是小时候听过的传说，也是台湾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隐喻。

所以，尽管文坛一直将朱西甯定义为怀乡文学的代表，唐诺却丝毫不以为然。他觉得一个人如果怀念故乡是不会理性的，不会载着强烈的自省甚至批判鞭打，所谓乡愁本来就是一个思维的产物，朱西甯从来不为了写家乡如何美好，而是作为其小说的一个生命的主体产物在那个阶段所使用的东西。

只是，朱西甯为何会在那个阶段着力于开掘遥远的原乡？

抵抗现实

1994年，朱西甯发表文章《岂与夏虫语冰》，第一次对作品进行了自我阐释，用以抗议“怀乡文学”的定位。他直言自己的小说中隐藏着对现实的批评，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寓言：“例如《铁浆》的直言家天下的不得善终，不识潮流者不惟伤及己身，尤其祸延子孙。《狼》的直指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之蠢；试请就你所知或许不详的孙案拿来对照一下看看。《白坟》不只是直写孙案，多少只是不很受形式或陋规所拘束的忠贞之士，备受逼迫乃至死而后仍不已的悲情，应也都同其命运罢。又如《红灯笼》私权侵夺公权，误人误国误文明。”

答案显而易见，“孙案”是一个直接的动因。正如学者戴锦华对此的理解：“真诚作出生命选择的人，在面对现实政治的黑暗的时候，其实是不可能漠视或者不可能单纯去与他们和解的。”孙立人的倒下，关上了朱西甯人生中一道看起来宽敞的大门，却同时打开了另一道窄门。如果没有“孙案”，朱西甯的少年意气也许还要再晚一些才会褪去，他的文学思维亦可能在特定语境里延续得更久。

刘慕沙是经典日本文学的重要译者。

透过想象的原乡，朱西甯的笔力不止于政治。台湾大学的柯庆明在论及短篇集《铁浆》时指出，小说充满着血气英雄与命定环境抗衡的悲剧气息，这类英雄是一群对命运不服气又莫可奈何者，血气之勇的执拗是其共有的特征。朱西甯试图用文字勾勒出他理想中坚毅的中国人形象，聊以抵抗一个在台外省人新生出的茫然与焦虑——60年代以降，台湾地区从动荡转入发展，社会面临转型，其时的状况如淡江大学学者侯如绮所言：“现代化带来快速与便捷，也带来功利与算计……对人类的良知带来了危机”。面对如此境况，朱西甯将理想和情感寄托于小说之中，试图构建一个精神性的中国：虽在苦痛之中仍能挣扎、前行、进而成长，也会愚昧、僵固、守旧，但最终定能向上翻升。

在王德威看来，朱西甯作品中流露的现代意识极具价值，《破晓时分》对人之所以为人、人与荒凉也荒谬的命运间的纠结的无情剖析，以及《铁浆》里那个在新兴经济到来前夜所进行的无意义的旧式财富争夺，都显示出精彩与珍贵。

朱家合影。 （左起：朱天衣，刘慕沙，朱西甯，朱天文，朱天心）

1965年起，除了创作长篇《八二三注》，朱西甯也开始尝试书写台北。唐诺把朱西甯的这次探索视为小说家的负责：“世界在变，如果你够认真、你还持续盯着它看，你就不会迷醉于一个已经被认证被接受甚至被推崇的书写方向，而是去往一个可能并不熟悉可能会失败的新方向。”从1966年出版的长篇《猫》，到1976年的长篇《春风不相识》，朱西甯又用了十年时间将自己原本悍厉的文字改造得灵动多姿，以至于女儿朱天文都不禁感叹：“那种调调，年轻人的，六零年代的，无聊又挥霍，把无聊写到读起来津津有味的境地，父亲真是离他起步之初多么遥远了。”而这十年，恰好也是现代主义在台湾文坛扎根崛起，并与乡土派分庭抗礼的变革时代，因此作家张大春才会称朱西甯一个人默默地提早了当时所有文坛同辈完成了一个人的现代主义实验，毕竟那些最为标志的现代派小说要等到70年代甚至80年代才出现。

在进行现代主义实验的同时，朱西甯也终于为其念念不忘的原乡上的那些悲剧人物找到了命运僵局的出路。1969年，长篇小说《旱魃》连载，这部被莫言称为洋溢着现代精神的小说，表面上讲述了一个土匪头子和一个卖艺女子的姻缘故事，但却在终极层面赋予了作品以救赎的意义——原本霸道好色的恶棍，经由皈依疗愈了不治之症，又在死后通过自己被掘坟开棺的尸身，破除了旱魃的迷信。朱西甯也许在这个外来宗教信仰与本土驱鬼仪式的交缠中，看到了曾经虔诚传教却被当作异端的祖父，也看到了那些在愚昧时代里摸索光明的人们。尽管在其人物的激愤之中，也流露过对信仰的怀疑，但当人与环境的抗争达到极限时，世俗道德的认知已难诠释命运的力量，朱西甯还是坚信宗教启悟可以带来迥然不同的生命体验。

也动过书写旱魃念头的作家莫言，把《旱魃》视为一座丰碑。但在台湾文学史上，《旱魃》却更像是一座里程碑。对于下一代写作者和读者而言，朱西甯苦心描绘的原乡正在渐行渐远，那里不再只是一个遥远的地方，更是一个自我之外的他者。

张爱玲与乌托邦

1972年朱西甯退役，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文学中。不过，相对于自我创作，此时的他把更多时间给予了年轻人。那时候，朱家就像是24小时的便利商店，随时都有一大帮人过来吃饭，朱西甯乐于接待这些文学青年，也尽心尽力地指导每一份交来的习作。长女朱天文形容父亲如敦煌壁画里擎花持宝的供养人，次女朱天心则常常为父亲的牺牲感到可惜。对此，朱西甯只是淡淡地说，从前他那么痴心文学，如果能得到一位前辈的指点，也许可以少走许多弯路，收获创作上不同的景象。

唐诺反倒有些理解朱西甯的选择：“他就不是‘我’这样一个单位世界的人，他对整个世界的理解的厚度和宽广（跟我们）不一样。”其实对后辈的扶植，一定程度上也是朱西甯宣扬自己文学理念与国族想象的一种方式。对于乡土派文学的崛起，他是有所怀疑的，对于朱西甯而言，“中国”是一个念兹在兹的符号，始自夏商礼乐一路绵延的中华文化是不能也无法割断的道统，因此他认为乡土文学会流于地方主义而难成气候，必须“把回归民族文化为前提，稳稳健健地来密接上民族文化的生根”方可长久。

于是在1976年，朱西甯创办《三三集刊》，1979年又成立了三三书坊，一个以“三三”为名的文学群体由此登场，朱天文、朱天心、唐诺、马叔礼、钟晓阳、蒋晓云等一批新人崭露头角。他们在一起读古经习古乐，梦想着唤起三千个士，手携着手，走到中华民族的生身之地。朱天文曾这样描述过当时的光景：“三三的朋友们好像生在一个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风景里。父母亦不是父母，姊妹亦不是姊妹，夫妻更不是夫妻。我们坐在灯下聊天，一张张脸似开满了的昙花。”其实，这些外省二代并未真正踏上过故乡的土地，他们的乡愁来自父辈口传的记忆，更来自古典文学中的优雅修辞。正如诗人杨佳娴所指出的：“三三诸般行动目的是在未来，但行动的依据和灵感却是从过去得来的。”

在“三三”对礼乐风景的怀想与精神原乡的构建中，有一个特别的身影，那就是胡兰成。1976年，他被所任教的中国文化学院勒令离校，朱西甯将他接到了自家隔壁，并邀请他为“三三”众人讲授《易经》《碧岩录》。此后数载，朱西甯还助其发表和出版了许多文章与著书，直至其去世。而这一切的因缘际会，依然要回到那艘轮船上，回到那本陪伴他漂洋过海的《传奇》，回到他文学世界中最重要的偶像与引路者——张爱玲。

1943年，尚读初中的朱西甯因抗战流转失学，不期然在《万象》《春秋》上邂逅了长他6岁的张爱玲。繁华苍凉的文字给一个少年兵荒马乱的生活晕染上无比绚烂的色彩：“如果说惟一的企求是能出去走走，能再回到永远那么春天的水乡，那末，张爱玲的世界够我不再去纪念那片天地。”抗战胜利后，朱家团聚，再版的《传奇》和《流言》又成了一家子至爱的密友，在对两本书的争来夺去中，朱西甯的文学理念也悄然改变。

等到再读张爱玲已是1954年，香港《今日世界》连载的两部新作。朱西甯觉得，这两部作品“取材于人世飞扬的一面，却表现而为人世安稳的一面。‘菩萨低眉’的面貌，最具中国人的生存精神和生存哲学。”但在王德威看来，张爱玲的文字之所以惊心动魄恰恰来自于她的“自私”，朱西甯理解的大中至正似乎更近于胡兰成的理想。尽管此时朱西甯尚未亲炙于胡兰成，只是读过他的《评张爱玲》，觉得此人才情纵横得令人生妒。

张爱玲亲笔信——1965.10.31西甯先生：《铁浆》这样富于乡土气氛，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的错过的一切，看了不止一遍，尤其喜欢《新坟》。请原谅我不大写信。祝健笔。张爱玲，一九六五年十月

怀着一腔欣喜，朱西甯给张爱玲写了一封短信，寄去《今日世界》转交，却没能得到回音。1963年《铁浆》出版，他又托作家聂华苓带一本到美国送给张爱玲，这次张爱玲终于回信了。1967年，《张爱玲短篇小说集》在台北出版，张爱玲送了一本给朱西甯，并在扉页题字：“给西甯——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的小兵”。这无疑给了朱西甯一记受宠若惊般的鼓励，用他自己的话讲：“那是一颗高不可及的大星，我不曾有过非分之想，会有一天，她的辐射的光耀里，有一道光芒，她竟是有意地照射了我。”

张爱玲的光耀也辐射了朱家后人。这本题签的集子，朱西甯推荐给了朱天文，从此她也成了张迷家族的一员：“张爱玲，不只是文学上的，也是父亲乡愁的，愁延子孙，日益增殖长成为我的国族神话。”

朱西甯虔诚地宣讲着他的偶像。1971年，他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大系》的小说部分，98位作家，张爱玲排在第一。1974年他在大学演讲时提起张爱玲，顺带也谈到了胡兰成，然后从学生那里得知，胡兰成其人就在台北，于是去信联络，得到胡的回应，兹此生出了经年的机缘。

1968年10月，张爱玲赠书（当年皇冠出版的《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扉页题字为“给西甯—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沈从文最好的故事里的小兵”。

作家、评论家杨照一直认为，遇到胡兰成之后，小说家朱西甯消失不见了，而变成了一个文明的思考者。不过这样的看法属于少数，更多的人无法理解无法容忍朱西甯与胡兰成的亲近，诗人痖弦甚至怒斥：“我们都是一起走过抗日战争的人，你怎么会和汉奸在一起？”就连张爱玲也在得知后，与朱西甯断绝了交往。而这也像隐喻一般，暗示着他欲借由“三三”而创造的那个乌托邦，终究只是现实包围中的一场幻梦。1981年，《三三集刊》在出版第28期后停刊，三三正式解散。

不同于晚辈将这段理想国式的实践视作“一场荒唐仗”，朱西甯的内心充满了遗憾和不甘。告别“狠心”的晚辈，他以一己之力继续描绘着心中的诗画中国。从1982年到1984年，他写下了82篇“中国文明”系列杂文，更将最大的心力倾注在“写给上帝看的”的巨著——《华太平家传》上。

未竟的梦

从庚子事变到20世纪末，朱西甯构想中的《华太平家传》是一部以家族变迁串联起的百年中国史。写了40年小说的朱西甯，准备将全部的记忆、经历乃至感悟、理想孤注一掷般地呈现在300万字的笔墨中。于是，从1980年动笔起，他八易其稿，丝毫感觉上的出入都要推倒重来，然而当进行到33万字的第八稿终于让他觉得可以继续时，白蚁又将所有心血化为了粉末。但他只是淡淡地说了句也许这是上帝委婉的劝告，便开始写下第九稿的第一个字。

1987年，台湾地区开放了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次年，朱西甯便在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下回到了江苏——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二嫂、八姐和至亲的六姐尚健在，只是父母和其他兄长早已去世。此后十年，朱西甯多次往返两岸，了却了分离39年的思念。唐诺觉得，返乡之路一定意义上像是为着完成《华太平家传》而走的：“我相信这是他写《华太平家传》重要的一个侧面补充，可能跟他原来的书写计划产生了一些更丰富的变化。对书写者来讲，那种实体感有时候很难代替，它带给书写的支撑跟全凭想象的重量感和稠密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女儿的印象里，朱西甯最深刻的形象永远是一个写作中的人。朱天文说：“自有记忆以来，夜里醒来一盏台灯亮着，一个很大的脑袋伏案正书。”朱天心也说：“家里普遍贫穷的年代，谈不上书房，最大的那个房间，里面放了张大床，我们姐妹三个睡，临窗是一个小书桌和一盏灯，那里有父亲的背影。”

人生的最后十年，朱西甯仍旧一模一样地写着，陪在一旁的是唐诺与朱天心的孩子谢海盟。作为隔辈人，海盟成了朱西甯晚年最亲密的伙伴，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听戏、一起莳花种草，坐到桌前开始创作时，朱西甯也会把脑海里的故事讲给他听。因此他是唯一“读”过前几稿的人，只不过他那时太小了，记不得多少。写最后一稿时，他争着要给外公标页码，从电线杆式的1写起，大大拙拙的铅笔字逐渐变得工工整整，最终停在了1066。

1997年底，朱西甯查出肺癌晚期，住进了台北万芳医院，病房的号码也是1066。病情恶化得很快，女儿问他没写完的长篇着不着急，他回说：“也许主认为有人会写得比我更好。”仅仅四个月后，他的生命便走到了终点，《华太平家传》只写了55万字，中断在其父辈那一代的故事。

就在朱西甯去世的前两天，报纸开始连载了这部作品。手稿是谢海盟找出来的，除了小说正文，还有一本写着朱家家族年表、乡县地名、节气旬期、民国初年物价的硬壳笔记簿。原来故乡的种种都被朱西甯仔仔细细地记了下来，难怪在读过《华太平家传》后，朱天心会仿若看到了一幅缓缓展开的《清明上河图》。王德威则将《华太平家传》称为一部“梦书”，叙事典雅细腻，既有旧小说的笔意，也有淡淡奇幻色彩，“记忆解放，山河岁月，今生今世，看来只宜梦中取景”。

只是唐诺觉得这同时意味着某种遗憾：“对朱老师的书写来讲，《华太平家传》并没有进入到他真实的生命时间，我相信后面的部分是相对困难的，甚至是悲伤的，跟前面的调子可能会完全不一样。”没有人知道，数次返乡的旅程、亲人之间的叙话，在原本就已十分宏大的构想中添进了多少新的东西，又拉长了多少创作的时间。“他可能高估了自己，或者低估了这部作品的重量。”

小女儿朱天衣问过父亲，有没有想过死后的世界。朱西甯说，大概是在天父脚边继续做喜欢的事，比如写小说。又是依循信仰的祈祷，却也是颇具神秘色彩的回答。但倘若将此思路套用，他的离去就似乎亦可以看作是来自命运的某种连接与召唤——

30年代，朱西甯曾钟爱过老舍，1961年老舍开始创作同样以庚子事变为开端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但直到去世也终未能完成；而在朱西甯病逝的三年前，张爱玲也在美国悄然辞世，偶像的远去验证了流年沧桑，傍身渡台的《传奇》早已泛黄，人生走到边上，世间真的换了时代。

发于2023.12.4总第1119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朱西甯：写作的人

记者：徐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