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改革是对西方历史级的反攻：掌控资本、科技，建新型全球秩序

看了这次国务院的机构改革方案后，我是非常激动的：这是对美西方进行历史性大反攻的冲锋号，近代以来的中西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扭转。

近代以来，中国的主轴问题就是中西关系问题，就是侵略-反侵略，霸权-反霸权。此前中国一直是落后的一方，被动的一方，防御的一方，跟随的一方。此次机构改革将这个格局彻底打破：中国已成主动的一方，进攻的一方，主导的一方。

中西关系的核心有两个：资本问题、科技问题。近代以来，无论是西方的侵略还是霸权，都是以资本和科技为核心支撑的。此次机构改革所针对的，就是这两个问题。

在资本问题上，组建国务院直属的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同时又将证监会由国务院直属的专业性的事业单位，升级成国务院直属的行政机构。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定位是“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强化机构监管、行为监管、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持续监管，统筹负责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加强风险管理和防范处置，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把“金融”二字换成“资本”，就能够更好地把握这段话的本质。

金融问题实质就是资本问题，而且是大资本问题。此项改革意味着，对资本的监管在中国不仅上升到国家层面，而且变的常态化、日常化。这是中国在处理资本关系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以前中国对资本和资本化重鼓励，轻监管，现在则以监管为前提和基础，这个变化是时代级、历史级的。

在科技问题上，则是重建科技部，其新定位是“推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管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等职能……”。

显然，此项改革就是对美国对我卡脖子的直接回应。“新型举国体制”的提法，发展科技的思维已经发生新质变，以前以对西方的学习和引入为主导，现在则是转向中国文化和中国自身中的内在动力。以前一度盲信科技无国界，现在则更强调科技独立、科技自主，强调对科技的掌控权。

所以，此次机构改革可用八个字概括：掌控资本、掌控科技。

相应地，也可以说，是反被资本掌控，反被科技掌控。是我掌控资本和科技，而不是资本和科技掌控我。也是建立对资本和科技的主导权，让其服从服务于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而不能让其凌驾于国家和人民之上。

建国后，中国对资本已经出现了两种态度，现在则是正在形成第三种。

改开前，中国对经典共产主义很虔诚，所以对资本和市场在根本持否定态度，一直致力于消灭资本和消灭市场。这是第一种态度。

改开后，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率，对资本和市场态度开始转变，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最大化地鼓励资本和资本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承认了私营资本的合法地位和正当性，而且对国企进行改革，让其实现资本化、市场化。这是第二种态度。

现在则开始强化对资本的监管，当然这个资本是包括民营资本、国有资本和全球资本三大块。这也是第三种态度。

用监管替代所有制改造，来抑制资本之恶，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又一大创举。当然，这是以公有制占主导为前提的。

一度，对科技的发展，存在一个流行甚广的谬论，认为科技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是内生于西方文化的。以西方文化为科技的基石和前提，因为它是支持创新的。所以，中国要发展科技，只引入技术本身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西方的制度和文化。

但是，建国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史又证明，凡是在被西方制裁的领域，中国都成绩卓著，甚至实现对西方的反超，譬如导弹、航空领域，北斗等。那些充分学习西方而市场化的领域，反而成绩平平，依然落后，譬如芯片。这意味着，科技的发展与制度无关，与文化无关，任何的制度和文化，只要有充分的意愿，都能玩高科技。

历史还证明，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反而具备西方所不具备的优势，最典型的就是“举国体制”。而这个“举国体制”，又是以中国传统的义理文化为基石和支撑的。家国情怀、精忠报国的精神，都是义理文化的表现。“新型举国体制”，就是努力去挖掘中国自身的制度和文化优势，并以此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动力，创建中国式科技模式。

这也标志着，中国正在实现科技独立和科技自信。

教员曾说过，“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这就是对中国科技能力的骨子里的自信，实际上也是对中国文化的自信，认为中国文化具备这个能力。现在中国要做的，结合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把基于中国文化的科技制度和科技模式呈现出来。

现在升级对资本的监管，又是两个现实原因的。

一是，随着中国经济实现迅速崛起，一个副产品也出现了，就是资本化，中国经济已经非常资本化了。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中的决定性力量。譬如一些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不仅在规模上达到央企级，而且已经可以影响国计民生了。一些重要商品的价格也金融化、资本化了，譬如房价。

再不严厉监管，资本就会按自己的利益，去影响市场和经济，破坏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所以，前年中国就提出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

二是，现在中国已经全球第一贸易大国，是全球大部分国家的第一贸易伙伴，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充分全球化了，与世界的联系更紧密了，包括西方世界。与西方联系紧密，实质行就是与西方的资本集团的联系的紧密。

西方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他们的国家中，是真正实体的，真正其主导作用的，是资本，而非政府。他们政府是个虚体，受制受控于背后的资本集团。所以，中西关系问题，中美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中国和西方资本的关系的问题。

当中国经济充分全球化之后，中国对资本的监管，也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国内了，而必须涵盖全球。

包括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如何监管国际资本的问题：如何通过监管与全球资本建立良性和信任关系。

西方作为资本主义国家，以自由和民主为旗号，对资本是无监管的，这导致他们可以无视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以自家资本利益为最高，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世界出现严重问题。他们的政府、政策都被资本所绑架，人民的利益被严重破坏，贫富分化严重，最终社会分裂和民粹主义盛行。

在全球，有些国际大资本，为自己私利，肆意侵犯别国利益，诱发经济危机，甚至诱发战争，破坏全球秩序。因此，要建立一个良性的全球秩序，为全球经济，包括中国经济，创造一个良性的发展环境，就必须对全球资本进行有效的监管。而能担此重任者，唯有中国。

掌控资本、掌控科技，实际上也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石，塑造中国式的资本模式和中国式的科技模式，进而塑造一个中国式的全球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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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改革是对西方历史级的反攻：掌控资本、科技，建新型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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