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的结构性问题抑制了潜力,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现在,社会普遍的共识是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传统的“三驾马车疲惫不堪”,促进国内大循环的发力点要在消费上找到突破。

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人们“诟病”的房地产又给予了大量政策帮扶,支持刚需和改善买房。

一个突出的矛盾是,刚需和改善买了房就没有更多的钱进行其他消费了,所以,这到底是算促进消费呢还是抑制消费呢?

消费的结构性问题抑制了潜力,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居民债务负担现状

近期在某论坛上,有专家给出了中国居民负债的数据。

2020年居民的“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为137.9%,居民的“债务还本付息额/可支配收入”高达15.0%。部分购房者可能“债务还本付息额/可支配收入”超过50%。

而美国的数据分别为95%和7.5%。也就是说,我国居民赚100块钱,要拿出15块还债。

疫情三年,现在的数据应该更加难看!

房地产在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也产生了巨大债务,不仅如此,前几年人们看到房产升值,普遍预期未来收入更高,透支消费的情况严重。最现实的感受是信用卡普及过度,一个人好几张不同银行的信用卡,日常消费甚至用上了经营贷。

消费的结构性问题抑制了潜力,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房地产在消费中的占比造成结构性问题,制约了消费潜力

对于当下急需促进消费的形势来说,很大一部分问题在于房地产消费的结构性问题。

根据中金公司调查统计的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居民月收入5000元以下的人口累计13.28亿,占14亿总人口的94.8%。

对比现在的高房价,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并不具备购房的健康消费能力。

中房集团原董事长孟晓苏,非常建议重启住房双轨制,完善中国住房供应体系。他建议央企国企回归保障房本位,退出竞争性的房地产领域,可以组建一个集团化的央企,成为上级执行保障房任务的一条腿,一直深入到各个省市。

细想想他的建议还是很有可取之处的。既然大部分人不具备购房的实力,就应该提高保障房的配套比例,让大部分人住保障房而不是硬着头皮进入商品房领域,把商品房市场交给高收入阶层。

这样做至少有两大好处,一是房价既不能涨又不能跌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二是低收入者有更多资金进行日常消费,促进各行各业的健康发展。

其实就是新加坡住房制度的模板。

新加坡是以组屋为主、私宅为辅的住房供给结构。82%以上的新加坡人居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中,仅有不到18%的高收入家庭住在开发商建设的私人住宅。组屋类型多元,价格不到私人住宅的1/3,房价收入比始终维持在5.5左右,私人住宅的房价收入比约为21。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低端有保障,高端有市场。让各个收入阶层都有能力拿出多余的钱进行充分消费,带动经济健康发展。

居民人均可支出消费构成

消费的结构性问题抑制了潜力,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以2021年为例,占比较重的是食品和居住消费。2021年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9.8%,其中城镇为28.6%,农村为32.7%(恩格尔系数是食物支出金额在总支出金额中所占的比重)。恩格尔系数达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低于30%为最富裕。这样说来,食品占比是正常的,占比最重的还是居住。

消费的结构性问题抑制了潜力,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其次是交通通信占比为13.1%,超过了教育和医疗支出,这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涨幅中也体现较为明显。

也就是说居住和出行是在消费中占大头,然后才是教育娱乐和医疗。

多举措调整消费结构,扩大消费市场,激发消费潜力

去年十月份的大会已经就相关问题做了布局。

比如房子,“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不要以为这只是说说,在报告中只有这一句话是说房子的,如果我们人人量力而行,或租或买,就能有更多的钱花在生活质量上从而促进消费。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房子就要撇开金融属性,房价和租金要在相对狭窄空间内波动,或者直接学习新加坡模式。

在社会保障上,主要是就养老和医疗进行制度完善,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这些制度的安排主要降低居民“防御性”存储,让大家愿意拿出更多的钱进行消费。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居民收入。主要有两块内容,一是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就是要千方百计破除劳动就业的制度性障碍,多种渠道增加居民收入;二是完善分配制度,通过“三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即将上线的“金4”就是保障分配制度落实的一把利器。

居民有了更多的收入,消费的潜力才能真正的激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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